紅軍將士以藐視一切困難的革命精神，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，歷盡艱辛，終于在8月底以前到達班佑、巴西地區，左路軍也于8月20日經過草地到達阿壩。班佑以東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，群山環抱，地勢險要。守敵胡宗南部獨立旅第2團憑借山險林密，筑以集群式碉堡，構成一個防御區，卡在紅軍進入甘南的必經之路上。胡宗南發現紅軍過草地北上，急令第49師由松潘以北的敵人支援包座，并在上、下包座至阿西一線堵截紅軍。消滅包座之敵，開辟前進道路，是擺在右路軍面前的迫切任務。徐向前主動向黨中央建議，攻打包座的任務由第四方面軍部隊來承擔，并準備采取圍點打援的戰法，求殲包座和來援之敵。

29日黃昏，部隊發起攻擊。經一夜激戰，紅軍掃清外圍據點，殘敵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負隅頑抗，等待援兵。為誘敵來援，紅軍對其圍而不攻。30日夜，援敵49師先頭部隊291團進抵大戒寺以南，為誘敵深入，紅30軍以264團略作阻擊便且戰且退，至當日下午，敵49師全部被誘入我伏擊圈內。下午3時，我軍向敵人發起總攻，隱蔽在山上的紅軍將士一齊向敵出擊，敵49師被分割成3塊，首尾不能相顧。剛剛走出草地的紅軍英勇拼殺，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敵人。經七八小時的激烈戰斗，我軍終于在當晚將胡宗南的第49師全部殲滅，敵師長伍誠仁受重傷后跳河自殺。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敵人，見大勢已去，在我軍政治攻勢下全部繳械投降。此役是紅一、四方面軍會師后的一個大勝仗，我軍殲滅包座地區守敵及援敵49師的大部，共斃、傷、俘敵5000余人，繳獲輕重機槍50余挺，長短槍1500余支，還繳獲了紅軍急需的牦牛、騾馬、糧食、彈藥等軍用物資，掃清了紅軍北上的障礙，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通道，使敵企圖把我困在草地的陰謀徹底破產。
紅軍會師
局勢是十分有利的。但那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，而紅一方面軍只有3萬多人，張國燾自恃掌握的兵力多，個人野心大大膨脹起來。兩河口會議后，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口頭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，但仍暗中醞釀南下四川、西康。8月初的夏洮戰役計劃后，紅軍分為左、右兩路。右路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率領下，從8月21日開始過草地，到27日才走出草地，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，然而，張國燾卻提出種種借口 ，不愿北上，并要右路軍南下。
9月9日，他背著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，并企圖以武力分裂和危害黨中央。為了貫徹北上方針，并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，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、張聞天和博古等人緊急磋商，決定連夜率紅1、紅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，當時紅四方面軍有的干部不明真相，主張武力阻攔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堅決制止了這種行動，維護了紅軍的團結。9月12日，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，通過了《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》，并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。與此同時，蔣介石集中1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"圍剿"，11月19日，紅2、6軍團共17000余人向湘黔邊轉移，繼續長征。
進軍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，紅1、3軍團和軍委縱隊從俄界、羅達地區出發，繼續北上。部隊冒著雨雪交加的嚴寒，沿著白龍江源頭險峻的山道，進入甘南境內。此時，甘南的敵人只有魯大昌的第14師及王均的第3軍第12師。我紅1方面軍主力乘虛急速前進，于16日擊潰敵14師一個團，逼近天險臘子口。臘子口位于甘肅境內，是四川通往甘肅岷縣的必經之路。隘口只有30多米寬，兩邊是千丈懸崖峭壁，中間是水深流急的臘子溝，河上架有一座木橋，這是進入臘子口的唯一通道。魯大昌在此部署了兩個營的兵力，橋頭筑有碉堡，從山口往里，直到岷縣，還縱深配置了3個團的兵力，不消滅該敵攻占臘子口，紅軍就無法前進。因此，毛澤東同志親自定了攻打臘子口的方案。具體任務交給了紅4團。這支英雄的部隊與紅1團一起在長征中一直擔任著開路先鋒。當晚，紅4團一部向臘子口發起進攻，但由于地形不利，幾次進攻均未奏效。
4團當即調整部署，決定正面由政委楊成武指揮，用一個連的兵力疲憊與消耗敵人，并乘機奪取木橋，另派兩個連，由團長王開湘率領，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敵人的側后，協同正面的部隊殲滅守敵。戰斗緊張而激烈。敵橋頭堡前，紛飛的彈雨和敵人扔下的手榴彈構成了一張嚴密的火網，擔任正面進攻的6連始終接近不了橋頭。與此同時，擔任迂回任務的1連和2連，由一名苗族戰士帶領，沿峭壁攀藤而上，悄悄爬上石巖峭壁的后坡，似神兵天降一般對敵發起攻擊，敵人措手不及，在我兩面夾擊下，狼狽逃竄，紅軍乘勝窮追90余里。這一仗，不但打開了臘子口，還繳獲了數十萬斤糧食和2000斤食鹽，這對于當時剛出草地不久的紅軍來說，可謂無價之寶。
突破臘子口是紅軍進入甘南的關鍵一戰，聶榮臻元帥曾對此評論說：“臘子口一戰，北上的通道打開了。如果臘子口打不開，我軍往南不好回，往北又出不去，無論軍事上、政治上，都會處于進退失據的境地�！泵�主席在他的著名詩詞《七律·長征》中寫道：“紅軍不怕遠征難，萬水千山只等閑。五嶺逶迤騰細浪，烏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橋橫鐵索寒。更喜岷山千里雪，三軍過后盡開顏�！� 紅一方面軍主力通過臘子口后，繼續北進，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吳起鎮。10月22日，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，宣告紅軍主力長征勝利結束。
然而，蔣介石卻不甘心失敗，9月26日，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“剿共”總司令部，指揮陜甘寧青四省國民黨軍的作戰。10月28日，國民黨西北"剿總"調整部署，以5個師的兵力，采取東西對進、南進北堵的作戰方針，企圖圍殲我于洛河以西地區。當時，我1方面軍只有1萬余人，而敵東西兩路共有3萬余人，而且裝備精良，形勢是十分嚴峻的。能否打破敵人的這次圍剿，關系到黨中央和紅軍能否在陜北立足，也關系到紅軍今后的命運。10月28日，敵西路第57軍開始東進，11月初占領太白鎮，但此后半個多月，該敵徘徊不前。為調動敵人，我紅15軍團81師一部加緊圍攻甘泉，敵果然上當，第57軍迅速東進。11月20日晨，敵109師在飛機的掩護下，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羅鎮推進。16時許，敵人大搖大擺地進入了直羅鎮。我紅1方面軍首長立即抓住敵孤軍冒進的有利戰機，于當日上午10時定下了21日消滅直羅鎮一帶之敵一至兩個師的決心。當晚，我紅軍主力將直羅鎮包圍。21日晨，紅1軍團由北向南，紅15軍團由南向北，對敵發起進攻，槍炮聲響徹山谷。敵從睡夢中驚醒后四散奔逃，但在紅軍的嚴密包圍之下，左突右沖就是出不去，戰至中午12時，敵大部被殲，只有師長牛元峰帶領500余敵人逃入鎮東南高地一土寨內，固守待援。因寨墻堅固，山勢陡峭，我屢次攻擊未奏效，為避免無謂的犧牲，我1方面軍首長決定由紅15軍團一部圍而不攻，集中紅軍主力準備打敵援兵。22日上午，敵西路第67軍111師東援直羅鎮；23日，敵東路117師、107師也企圖解109師之圍，但都被我擊退。西路之敵軍見東路被阻，失去了前進信心，軍長董英斌率第106師、第111師及軍部向太白鎮逃跑。紅軍立即分3路展開追擊，并于24日在張家灣至羊角臺途中將敵第106師617團殲滅，其余敵軍退入太白鎮。此時，被圍困于直羅鎮東南土圍寨中的109師殘部，見援兵無望，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圍，第二天清晨，我15軍團發現敵逃跑后跟蹤追擊，于上午將殘敵全部殲滅，師長牛元峰被擊斃。直羅鎮戰役，紅1方面軍共殲敵1個師另1個團，迫使敵第57軍退回隴東，第67軍117師后退，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。毛澤東同志在評價這次戰役的影響時指出："直羅鎮一仗，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，舉行了一個奠基禮。" 永遠的紅飄帶1936年10月，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，從而結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。從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，中國工農紅軍突破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層層封鎖和圍追堵截，行程25000里，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。在甘肅會師。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，也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。從此，開始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，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。
1934～1936年間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從長江南北各蘇區向陜甘革命根據地（亦稱陜甘蘇區）的戰略轉移。
1934年10月，由于王明一意孤行的“左”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，以及敵強我弱，中央革命根據地（亦稱中央蘇區）第五次反“圍剿”戰爭遭到失敗，紅軍第一方面軍（中央紅軍）主力開始長征，同時留下部分紅軍就地堅持游擊戰爭。8月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，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，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。10月，紅六軍團與紅三軍（后恢復紅二軍團番號）會合，并創建了湘鄂川蘇區。
10月上旬，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分別集結陸續出發，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及直屬縱隊離開江西瑞金就途。10月21日，中央紅軍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，沿粵贛邊、湘粵邊、湘桂邊西行，至11月15日突破了國民黨軍第二、三道封鎖線。然而博古、李德等領導人一味退卻，消極避戰，使紅軍繼續處于不利地位。中央軍委決定從興安、全州之間搶渡湘江，經浴血奮戰，于12月1日渡過湘江(即第四道封鎖線)，由于連續苦戰，紅軍銳減。12月中旬，抵達湘黔邊時，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、六軍團會合的計劃。2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，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，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，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。1935年1月7日，紅軍占領遵義。1月15～17日，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，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“圍剿”失敗的經驗教訓，糾正了王明“左”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，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， 制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， 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。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。3月，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，周恩來、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。他們以中共中央、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。
遵義會議后，鑒于川敵布防嚴密，中央紅軍確定撤離遵義后，在川黔滇邊和貴州省內迂回穿插。特別是在四渡赤水的過程中，中央紅軍靈活機動地創造戰機，運動作戰，各個殲敵，以少勝多，從而變被動為主動。隨后出敵不意，主力南渡烏江，直逼貴陽，迅即西進，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側策應。5月初，搶渡金沙江，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，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。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，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。接著強渡大渡河，飛奪瀘定橋，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。6月中旬，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。